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李白杜甫交谊考论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   霞绍晖）

众所周知，李白和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为耀眼的双子星，李白是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杰出代表，杜甫是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优秀大师。因为二人同时代，相互有交往诗存。现存之作，杜甫写给或提到李白的有十五首；李白写给或提到杜甫的，我们能够见到的有四首。这些诗作，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二人交往之谊。正因为有了这些诗作，才给后世提供了对二人友谊的无限想象空间。

李白杜甫的交往之谊，在文学史上成为一段公案。造成公案的原因，是由于杜甫诗中有十多首明确提到李白，而李白诗提到杜甫则相对过少。宋人未在李阳冰《草堂集》中见到李白写给杜甫的诗，而后来形成的《李太白集》乃宋人编制，故自宋人始，讨论李白杜甫交谊的声音便出现了。纵观整个诗歌史，学者大都以为李杜为会心之友，如南宋洪迈，他在《容斋随笔·四笔》卷三《李杜往来诗》中说：“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是而降，尊杜派皆以李、杜二人诗酒之交谊厚重无隙，甚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现代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甚至说李杜相遇，或许只有老子和孔子相遇能与之相比，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当今著名旅加华人学者叶嘉莹先生，还专门就杜甫《赠李白》诗作了一番解读，探讨李杜二人交谊，以为“如果我们将李杜二家的诗集仔细读过，就会发现，李杜二公之交谊，是有着何等亲挚深切的一份知己之情。”然而，历代对李杜美好交谊进行质疑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如王安石云：“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又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茍。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琱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辞，讥其欠缜密也。”笔者在解读杜甫寄李白的诗文过程中，越发觉得李杜二人交往关系很普通，并非前贤时俊所谓“诗酒会心之友”、“相知甚深”；也不是相互讥嘲，互不待见，只不过因为在追求仕进的过程中，偶遇到一起，有一段共借同一壶浊酒浇却心头烦愁的经历罢了。为了厘清中国诗歌史上一段公案，还原诗歌史本来面目，笔者不揣冒昧，就李、杜二人交谊讨论一过，以见教于有识之君。

一     李、杜交往诗存检阅

翻检现存的杜甫有关李白的诗，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直接呈寄李白的，如《赠李白》（二年客东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五首。一类是怀念李白的，如《梦李白二首》、《昔游》、《遣怀》、《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不见（近无李白消息）》八首。还有一类是提到李白的，如《饮中八仙歌》、《苏端薛复宴简薛华醉歌》二首。这些内容，据笔者的阅读总结，大致是如下内容：

1、对李白诗才进行高度评价。

《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苏端薛复宴简薛华醉歌》：“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隠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不见（近无李白消息）》：“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2、对李白追求功名至死不渝的婉转规劝。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

《梦李白二首》之一：“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昔游》：“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商山议得失，蜀主脱嫌猜。”

《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更是举出历史人物来印证政治对个人的薄情。

3、对李白人生态度进行直接批评。

《饮中八仙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不见（近无李白消息）》：“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4、对李白久无消息而直接表达想念之情。

《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梦李白二首》：“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冬日有怀李白》清人仇兆鳌将其系年于天宝四年（745）冬李白东吴游历之时，当时二人分别不久。诗人开篇即云“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可见当时杜甫对李白的想念是真实存在的。《春日忆李白》仇氏与顾宸之系年同，即作于天宝五年（746），时李白与杜甫分别两年，这首也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想念之情。《天末怀李白》仇氏以为作于至德二年（757），时李白连坐永王璘事而流放夜郎，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听闻李白流放夜郎，心生恻隐，体现了杜甫对政治的控诉和对李白才华的认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隠居》记录了二人同往寻访范居士的所见所感。清人仇兆鳌以为该诗作于天宝四年（744），其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四句被历代大多数学者拿来作为李杜为“会心之友”、“相知甚深”的有力证据。若单凭以上几首诗作来评判李杜交谊的实际情况，或李杜确实“相知甚深“，是“会心之友”。虽然罗大经以为《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一句，乃杜甫以为李诗有“欠缜密”，这只是罗氏的理解，不符合实际情况。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讨论。

如我们对现存杜甫有关李杜二人诗歌的分类归纳统计后可以发现，杜甫对李白诗才的肯定最多，有6首，旗帜鲜明地从历史、艺术成就、创作特色等角度高度赞誉了李白作诗的天赋以及作诗功力。对李白追求功名进行委婉规劝的有5首，这以一个诗者的立场，历史的、细腻而苦心的分析执着于仕途功名而带来的不如意，甚至人生危害。对李白人生态度进行直接批评的有3首，一针见血地否定了李白持才傲世、目中无君的孤僻性格，这也间接地表明李白追求仕途的人生注定是一曲哀歌；这也充分展现了李白政治能力的不足和杜甫洞悉世态的深刻与睿智，同时也表明杜甫对现实的无奈与控诉。至于对李白直接表达思念之情的诗，除《冬日有怀李白》一诗单纯写思念之外，其余皆为混搭，要么规劝，要么评判，其重点则在思念之外。

李白写给杜甫的，照目前学术界普遍看法，应该有四首，为了讨论的方便，也将其录如次：

《戏赠杜甫》：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徧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逺，且尽手中杯。

《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

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鲁酒白玉壶，送行驻金羁。歇鞍憩古木，解带挂横枝。歌鼓川上亭，曲度神飙吹。云归碧海夕，雁没青天时。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文学史家周勋初先生以为《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二首皆作于天宝五年（746），时高适、李白、杜甫三人再次聚首，同游石门等地，李白因此作了这两首诗赠送杜甫，不知何据。《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显然李杜身居异地，非在一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一诗，乃段成式所云太白寄于杜甫，则杜补阙即杜甫，据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则杜甫不曾任补阙一职，若是，则此诗是否为李白所赠杜甫还未可知。《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是李白与杜甫相见所作，据前人研究，当无争辩。《戏赠杜甫》一诗，洪迈以为好事者所为，不过是一家之辞，盖欲美化李杜交谊而已。安旗先生以为《戏赠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二首作于唐天宝四年，时李杜相逢于梁宋之地，其余二首作于天宝五年，李杜分别一年之际，相对可信。从内容上看，李白写杜甫的诗，皆为应时之作，对杜甫诗才的认同感，也不及杜甫对李白诗才认同感那么强烈。

总览二人诗作，杜甫有关李白诗作十五首，是李白有关杜甫诗的三倍以上，而二人同处所作诗，杜甫有《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二首，李白有两首，占总数一半。别后，杜甫有关李白是却多达十二首，相较李白有关杜甫之作，可谓数量庞大。从相关诗作前后跨度观之，杜甫写有关李白的，自天宝三年作《赠李白》始（744）至大历元年（766）作《遣怀》止，共计23年。李白有关杜甫诗，前后只两年。这说明在李白的人生道路上，杜甫只是一个偶遇的过客；而李白在杜甫的人生旅途上，却是一位让其难以忘记的执着追求功名与理想的诗歌狂客。

二    历代叙论李、杜交谊批判

文学史上，最先将二人并列提出的是唐中期诗人杨凭，把二人作为文学巨擘提出且影响深远的是唐中期伟大文学家韩愈，然二人都未提及李杜交谊厚薄。最早提出二人交谊的是唐晚时期的僧人齐己，其《吊杜工部坟》诗：“唯应李太白，魂魄往来疲。”然而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对李杜交往之谊明确提出质疑的是北宋的王安石，以为“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明确提出李杜为挚友的是南宋的洪迈，以为二人是“诗酒会心之友”。他这一提法，被后来大多数人接受。纵观整个文学史，对李杜交谊发表议论的观点，可以分为两派，即一派以为李杜为“诗酒会心之友”，代表人物如宋人洪迈、清人仇兆鳌、现代人郭沫若、闻一多、叶嘉莹、周勋初等；另一派以为李杜相互毁誉，非为会心之友，代表人物为宋王安石、罗大经、清卢世、贺贻孙、李兆元（1030）等。当今也有人以为杜甫是李白的“粉丝”，完全说不上会心之友。然而总的说来，以为李杜交谊深厚，为“会心之友”占据主导地位，认同此看法的人，占据绝大多数。我们以为：李杜之情，一面之缘，李白未有看扁杜甫，也没有将杜甫作为“诗酒会心之友”。原因有二：

首先，从李白主动结交的对象看，杜甫不是其结交的对象。李白是一个具有浓厚个人英雄主义情怀的人。他在匡山读书修毕，就一身壮志。其《别匡山》诗：“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这与其受到的儒家入世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古风》诗之一：“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絶笔于获麟。”就强烈表达了圣人济世之志。然而，他又是一个拒绝遵守规则的人，不愿以当时的科举之路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于是就希望以自己的超凡才力征服世界，征服当局，让当局主动吸纳他，给他一个他想要的职位。如早期的《白纻辞》之一：“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且吟《白纻》停《緑水》，长袖拂面为君起。”又之二：“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然而遗憾的是，他自三峡出川，仗剑巡游，虽然一路展现自己才华，却没有实现自己出川的初衷，并生失意无助之感。如《淮南卧病书懐寄蜀中赵征君蕤》诗：“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虗匣，长剑挂空壁。”又《南轩松》诗：“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然而，正值天下太平，经济繁荣的社会现实让李白认识到欲以让当局主动吸纳自己的机会不存在时，便就主动出击，以自己的才名靠拢管理层，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混迹京城，以诗问路，终于名动京师，召见于金銮殿，直入翰林院。然而，性格古怪的他，很快见逐。于是流落江湖，纵烂酒于庙堂之外，寄幽情于山水之间。这时的杜甫，游学于梁宋之地，二人相见亦偶然。杜甫当时虽诗才获赞当时，但较之李白，则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再加之杜甫身不在高位，名不动朝野，一个实实在在的落魄人，李白怎么会将其视为自己的会心之友？杜甫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同借一壶浊酒浇却心头的失意之块垒罢了。

杜甫于李白则不然，杜甫年少李白十一岁，属于小字辈，加之当时诗歌，还停留在迷恋魏晋时期抒发性灵，彰显自我的自由时代，诗歌界还没有将诗歌的社会责任功效放在“文以载道”的神坛上尊崇，故而杜甫极赞李白之诗，而李白对杜甫诗歌之价值无动于衷。这也是李白为何没有对杜甫诗有一句赞扬之言的原因。

第二， 对李杜交谊的讨论，存在诗歌解读方法上的缺失。讨论二人交谊厚薄，第一手材料本当以二人亲手之辞为据，然而二人表述个人情感，常用诗歌来完成，并无实际的文字记载。对于诗歌的解读，则不能以解读史料的方法，因为中国的诗歌，往往以写意为胜，不以写实来表述。

对于诗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存在对作品进行再创造这一事实。同样作品，因阅读者的生活时代、知识背景、人生际遇、价值取向等的差异，其读后的理解不尽相同，对于诗歌的解读，更是如此。作者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因感于物，动于情，心志沉郁，情绪布张，故抒之以文字。《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故《礼记·乐记》谓：“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可见，诗人创作，往往带着强烈的感情冲动和主观色彩，是故能“动天地，感鬼神”。加之，中国诗歌注重传统，不但形式上有前后相沿的承递，在意象的选择和表现手法的运用上，也有古今相贯的传统，如选择同样的题材，化用同样的典故，借用相似的经历等等。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会让诗歌所描绘的画面与读者理解的实际情况悖离。甚至诗人创作时，也会将实际情况进行铺排、比兴，这很难让事实不被夸大，不被蒙蔽。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即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博观”，尽可能地了解阅读对象的一切，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而不是见乌说乌。我们考察李杜交谊，二人交往诗歌只能是用来印证史实的材料，而不是可信的史实。

宋人以为李杜交谊如兄弟，直接证据就是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隠居》诗，其中有句云：“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这句作为讨论李杜交谊厚薄的证据本无错谬，然而却不能忽视其夸张的成分。我们以为，李杜相处，或同寝一室，共卧一床，并不能说明二人友谊就深厚到知己之情。以现今之物质条件，尚有两个陌生人同住一室的现象，更何况当时。李白与杜甫同访一个人，不免相与同行同寝。若这一举止便让二人成为知己，未免二人太坦率，这也不符合二人的性格特征，更不符合为何李白与杜甫别后三年，再也没有提及杜甫的实际情况。

至于杜甫与李白别后二十多年还念念不忘李白，非为李白是其知心朋友，而是李白的诗歌影响实在太大了，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印象。如“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又如“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又如“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又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如果我们结合杜甫的诗歌来考查，更能证明这一事实。李白对飘若浮云的“功业”如此地钟情，不惜以各种办法甚至拿生命作赌注去实现，更是“哀其不信，怒其不争。”加之李白这样俊伟的诗人，遭永麟之乱，生死不明，对于任何一个认同李白诗歌的人，都不免心生恻隐，更何况胸怀社稷苍生、仇视民间疾苦的杜甫？所以在回忆李白的同时，不乏参入规劝和批评之语，而更多的情感，则是对李白深陷政治纷争的同情。如“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又如“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又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试问，在别后的二十多年里，遭遇那么多不幸的李白，几时在抒发郁愤的诗歌里提到过杜甫？恐怕那时的他，早已淡忘了曾经与之同饮一壶酒、共寝一张床的“朋友”了。

总的说来，杜甫对李白的情感，更多的是寄予在李白汪洋恣意的诗歌风格上，而不是二人的交往之谊。杜甫对李白的交谊，说“怜惜”比“知己”更符合实际一些。除了杜甫自己说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外，后人如唐末的祝元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在《书怀奉放诸従事》诗就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后来的诗评家别有用意，视而不见罢了。宋人对李、杜交往诗的解读，是断章取义，望文生训，显然犯了解读上的错误。

三   历代叙论李、杜交谊深层原因探析

李白和杜甫，两位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诗歌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学样式的代言人。历代学者对二位伟大诗人的尊崇，自是我们无需用文字来证明的。二人诗歌风格不同，却有着同样文学史地位，更为巧合的是，两位诗歌创作大师，竟然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还有着“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非同寻常的经历，这不得不成为后人以此津津乐道的话题。翻开中国诗歌批评史，没有哪一部有关中国诗歌批评的书，不提及评判二位的诗歌。受孟子“知人论世”的解读思想，二人的交往，便成了最具讨论价值的话题之一。讨论这个话题，一方面确实有“知人论世”这一解读思想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如此执着地热爱诗歌这一文学样式。人们之所以把李杜交谊厚薄看得如此之重，是有深刻的文化关怀情结和诗歌价值认同度的。若深刻反思，我们就能够发现李杜交谊的厚与薄，存在如下原因：

首先：从文化关怀情结上看，中国自古以来对诗歌都十分尊崇。对诗歌的尊崇，必将演化到对诗歌创作者的顶礼膜拜。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表现形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背景。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诗歌不同：西方诗歌强调写人，写人的情欲、意志和力量，写人的内在冲动、需求和愿望，认为有欲望和冲动才是真正的人，个性的人，自由的人。这是人在艺术上的觉醒，也是人在艺术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梳扬。中国的古典诗歌，按创作手法来划分，是二元的，即可以分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而这两种流派，都归在儒家诗歌价值取向即“诗言志”这一高度之中。这无疑是儒家政治思想“大一统”在艺术创作上的具体体现。《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李白和杜甫的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分别代表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种不同流派。这两种流派，虽然不那么泾渭分明在同一诗人身上，然而不可否认，李白是浪漫主义流派的杰出代表，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大师。李白在自己诗歌中，多次提到儒家的诗歌创作价值取向，如《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麟。”又《古风》三十五：“《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虽然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往往与这一价值观相背离，但他对此倾心认同，却是毋庸置疑的。杜甫的诗，更是遵循了这一价值取向。后人对诗歌创作价值在“诗言志”这一最高目标，更是倾心接受，并以此作为评判一首诗歌价值的高低。我们不难肯定，后世在评述二人交谊的厚薄问题上，无疑有统一诗歌价值的情结。若二人又是知己，则中国的诗歌，即便形式上是二元的，但对诗歌的尊崇却是十分统一的。

韩愈《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就无意间流露出了中国诗歌的统一性，将李杜并称，就是对诗歌高度统一文化认同上的具体表现。我们以为文化涵义有二：一是对唐人诗歌创作成就的高度肯定，一是对李杜诗歌的“诗言志”这一价值维度的高度认同。韩愈这一句话，旗帜鲜明地把李白与杜甫的诗歌作为盛唐时期诗歌的最高成就，其影响十分深远。后世论诗者，不论是尊杜抑李、尊李抑杜还是李杜并尊，皆毫无例外地李杜并举，若追其源，则在韩愈《调张籍》诗。后世将李杜并重，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有人编《李杜集》，画李杜像，建李杜祠，这些文化表象，无不体现着深刻的文化关怀情结。

従这里可知，中国诗歌批评家以及诗歌狂热者在诗歌“大一统”的思想上，是何等惊人的一致！对于这种原因，除了李杜诗歌本身代表中国诗歌最高成就外，无疑是悄息无声的文化浸润，是深情的文化关怀情结。然而，我们在认识这一文化关怀情结现象的同时，还得具体分析尊杜抑李、尊李抑杜以及李杜并尊这些现象的另一原因，即李白诗在具体表现上，更多是抒发个人情致，以求得性灵解放为创作旨归；而杜甫则更多的是展现了对人类苦难的最大关怀，其旨归在于社会的和平，人类的安泰。二人的旨归上关照，这两种旨归的结合，无疑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诉求。

其次，历代叙论李、杜二人交谊厚薄的背面，无不体现着对诗歌价值认同度。

中国古典诗歌重在言志，即伸张个人的情绪的同时，无不侵润着个人对社会的倾诉和对正义的追求。故产生于中国历史中的伟大诗歌，往往是在抒发个人情绪的同时，带有强烈的正义和理性。翻开中国诗歌总集，扑面而来的情绪，都无不抒发着家国的兴衰、民族的命运，正是这样，中国诗歌才如此华丽和动人，才如此敦厚和超然。即便被西方艺术形式包装的中国近现代白话诗，也不能剥离古典诗歌的‘言志’追求。人的情绪，往往是那些与常规生物性相悖离的冲动，这种冲动属于具有共同心理的人的共性，所以当我们举杯，我们便会想到诗人李白；当我们直面人生命运的冷酷，我们便会想到诗人杜甫。不是说人们的心灵律动被诗人创造，而是人们的情兴与思绪被诗人撩拨。诗人和诗的存在，就在于让我们产生了对生命的欢愉和惆怅的理解与反思。

李白、杜甫被文学界广泛认同的时间，是有区别的。虽杜甫在中唐时期被韩愈、元徽之高度肯定，然而就二位天才诗人在唐代的影响，李白诗歌的地位始终是最高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甚喜欢杜甫诗，因为其诗风远离当时诗歌创作的本旨：抒发个人情感，描写个人情愫。从历史角度考查，唐代整个诗歌创作，其源在魏晋时期。魏晋士人目睹政治的黑暗与腐朽，心生厌恶，于是寄情于山水，放歌于江湖，追求意志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批判人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形成了性灵诗派、田园诗派等与传统诗歌不一样的诗歌创作。这一风气对唐代影响十分深刻，李白就在自己的诗歌中批判了这一风气。如《古风》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然而，整个诗坛并未对魏晋诗风加以否定，如杜甫评价李白诗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这一现象至宋代才被彻底扭转。而杜甫的诗歌，人们更多是从精密的形式这个层面加以肯定，对杜甫的诗歌内容，则未被高度重视。人们在品论诗歌成就时，依然首推李白。在诗歌创作风格上，同样效仿李白，效仿杜甫则相对很少。

诗歌发展至宋代，才真正将诗歌的社会责任与“诗言志”紧密结合起来。自唐晚期至赵宋之际，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危机空前严峻，加之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彻底唤醒了有识之士的社会责任意识，文学艺术创作的社会责任感愈渐增强，诗歌作为当时最为普遍最为成熟的艺术形式，其创作旨归“文以载道”与“诗言志”自然与现实结合起来，于是，杜甫的诗歌价值，便获得了高度认同。作为诗歌王国的最高统治者李白和杜甫，恰好成为当时诗歌价值取向的两极，于是，诗坛便出现了尊杜派、尊李派。尊杜派普遍认为，杜诗沉郁厚重，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而李诗飘逸俊朗，然不切实际，没有广泛反映现实生活，不符合自孔子以来的诗学观。如王安石认为：“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李白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具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他在編《四家诗》以杜甫第一，李白第四，则充分体现了尊杜之见。自此以后，杜诗一跃而成为诗家效仿的首选。这时的杜诗，才真正与李诗齐肩。

王安石在讨论李杜交谊时，以为二人非为知交。其云：“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他的看法有合理之处，即李杜二人关系一般，然言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显然失真。杜甫诗名重之际不在唐而在宋，何以相逼？李杜相见之后，各自东西，并未有诗名之利相间于二人，“相忌”一事，“子虚”乌有。他之所以有如是之言，不外拱垂杜诗之尊罢了。其待重杜诗如此，无他，以其诗歌价值认同偏好杜诗而非李诗。

然而，历代诗评家以李、杜为“诗酒会心之友”、“交谊”厚重无隙，无不是推尊杜诗的。之所以要推尊杜诗，究其原委，无不饱含着“诗言志”这一诗歌价值认同度。正如上文所言，李诗与杜诗，虽然创作风格不一样，然而都统一在“诗言志”这一价值认同度上。有着如此涵义的“统一”，也就意味着李白对杜甫诗歌是欣赏的，正如杜甫十分欣赏李白诗歌一样。既然二人相互欣赏诗才，又岂不是“知己”呢？中国知识分子的诗歌情结，可见一斑。

四    结语

历代叙论李白与杜甫的交谊，以为二人相善、为知交者多，二人相忌，非为知交者少。近年来有人提出李白是明星，杜甫是李白的粉丝之说，虽有新意，却没有深刻认识到历代学者为何以李杜为知心朋友的深层原因。实事求是地说，李白与杜甫有一面之缘，相见于诗酒之间，按照常理，二人本当成为忘年知交，然而遗憾的是，李白在与杜甫分别两年后，已经将杜甫淡忘。虽然杜甫在别后二十多年，时时想起李白，并看似深情地提到他，这也不过是喜其诗才，对其遭遇感到同情而已，并没有将李白作为自己的至交看待。后世之人，之所以利用杜甫之诗句来肯定李杜交谊深厚，无非有着尊崇诗歌，推而及至诗歌创作者，为中国诗歌史上两位巨匠主观地演绎一段美妙佳话罢了。这既是相沿而成的赞歌，也是对伟大诗人的尊敬；这既体现着中国人固有的温情，也饱含着中国人对伟大诗人形象的美好塑造。